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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纪的博客

青青翠竹,无非般若。郁郁黄花,皆为如音。美丽心情,幸福时光。

 
 
 

日志

 
 

中国经济大变局   

2015-11-21 04:46:1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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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内外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面临种种挑战。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正面临9个超级大变局。
1、“超高速增长时代”结束
在过去30多年中,中国经济总体是呈周期性波动。在周期性波动中,一般说经济下滑到底部后还会反弹到原来的高度,但这次不一样,不仅有周期性的波动,且经济增速在换挡。
这意味着经济下来后不一定能反弹到原来高度。回顾历史不难发现,中国经济在2010年第一季度GDP增速达到了一个阶段性峰值:12.1%;此后开始下行,一直下滑到2014年的7.4%,2015年第一二季度,进一步下降到7.0%。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持续下滑了5年时间,GDP增速下降幅度约40%。
从宏观经济来看,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增长都是总量放缓的过程。今年三季度GDP增幅达到6.9%,创十年来新低,未来五年还会继续不断创出新低。也就是说,高速增长的时代结束了,经济进入新的增长阶段。
现今绝大多数高收入国家都曾经历过这样的阶段。之所以会出现增长放缓,与经济结构调整有关系,例如农村劳动力过剩状况的终结、以及经济从制造业为主逐步转向服务业为主等。
导致中国经济放缓有诸多原因。从供给方面看,之所以增长放缓,是因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正在放缓,而随着劳动力增长的放缓,要想GDP保持近两位数的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必须实现增长。要保持GDP增速在9%左右,未来10到20年时间里,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增速必须在3.6%至4.9%之间。然而,从近几年的情况看,中国全要素增长率要比这一水平低得多,目前在1%左右。
上世纪80年代以及21世纪的前几年,由于对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住房的需求旺盛,投资回报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得以保持较高的水平。然而,在目前和未来数年,投资在GDP占比过高带来的将是投资回报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降低。
从需求方面看,由于家庭收入占GDP比重较低,这就要求中国必须在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住房方面保持异常高的投资率,才能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然而这两个领域快速增长的时期已经终结,从而拖累了经济的增长。
在未来一二十年的时间里,中国GDP增速可能维持在5%-6%的水平,如果未来几年内推出财政刺激政策,增速也许会更高一些。
2、“三驾马车”让位于“三大发动机”
长期以来,很多人根据宏观经济学特别是凯恩斯理论的基本原理,将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反复在增加出口和扩大内需上做文章。
其实,“三驾马车”只是GDP的三大组成部分,只是应对宏观经济波动的需求边短期动力,只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原因,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制度变革即制度改革,这里的制度包括法律法规、标准规则、市场机制、宏观政策等有形制度、文化制度等无形制度,以及各种制度的实施机制。
结构优化包括产业结构优化(新型工业化、产业转型升级等)、区域结构优化(新型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等)、消费结构优化(消费结构升级)等。
要素升级包括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和信息化等。要素升级与要素投入有区别,劳动力、资金、技术等要素投入只是要素投入量的增加,要素升级则是技术、人力资本等要素的质的提升。
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向新常态过渡的关键时期,寻找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是向新常态过渡的关键,如何找准新动力又是寻找新动力的关键。
3、移动互联网颠覆传统领域
在传统的商业观里,只要在繁华地带有个场地,随便开个衣服店,书店,也许你就能造就一个伟大的企业,就像书店一样,靠关系和地域优势,打造了一个辉煌的企业。
但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这种地域优势将越来越弱化,随着智能手机出货量的倍增,移动端购物将成为主流,手机就像一个入口,通过这个入口用户不用花费高额的外出成本和时间,就可以完成购物需求。
移动互联网对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和冲击,对几乎所有行业特别是传统行业(如商业、传媒、通讯、出租车、金融等)带来了颠覆性影响和冲击。
中国社会的消费人群年龄正在发生转变,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的消费人群年龄主要是50后,60后,70后,这群人受教育,文化,经济科技的发展影响,消费观念和需求是比较弱的。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信息科技的快速发展,和时间的推移,曾经的消费人群逐渐老龄化,而80后,90后,00后正处于消费的增长期,一方面要得益于当今中国教育的发展和普及,使得这三代人的教育水平普遍比较高,同时得益于信息科技的发展,使得这三代人对信息的获取更加便利。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80后,90后,00后的消费需求正在成主流,50后,60后,70后的消费需求逐渐变的边缘化。
而传统企业的消费观念和管理体制,还有产品观念都是非常陈旧的,比如过去的时代对产品的追求是“有”就可能满足了市场,“卖出”就代表着产品已经销售,“听话”就是管理等观念等这些观念还在传统企业里占据着主要地位。
因为传统企业的管理者大多是50后~70后,他们无法接受当今80后,90后,00后这些消费人群的观念,产品也无法契合他们的审美,而新兴的移动互联网企业产品,更加符合年轻人的审美,所以必将赢得市场。
所以说,传统企业要么顺应时代进行自我颠覆,要么就是下一个“诺基亚”。
4、城镇主导社会
中国的城镇化有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优势,就在于虽然开始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但是城镇化率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尤其是人口城镇化的发展空间巨大。
2012年,中国城镇化率为52.57%,实际的人口城镇化率仅为35%,远低于2011年世界52%的平均水平。如果能打破政策与体制掣肘,每年就有可能提高1.5-2个百分点。
到2020年,人口城镇化率就有可能接近目前的世界平均水平;到2030年,有望进一步提高到65%-70%的峰值,基本实现人口城镇化。就是说,未来的20年左右,中国人口城镇化率有望实现倍增。
初步测算表明,1.3-1.5亿新增农业转移人口如果能顺利实现市民化,到2020年有望释放至少5万亿元的潜在消费需求。此外,人口城镇化的消费需求还能够带来巨大的投资需求。
虽然目前还有一部分城镇人口属于没有解决户口的“半城镇化”,但其实际居住地、工作地、生活方式等已基本城镇化。
而且,随着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改善,随着城乡经济交流的日益频繁,许多农村特别是郊区农村和交通沿线农村已基本城镇化了,即大致享有与城市居民接近的城市文明。
随着内外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未来5-10年,中国的新型城镇化面临重大机遇、拥有巨大潜力,并将在推动经济社会转型发展中扮演重要的历史性角色。
5、“高成本时代”悄然到来
2008年的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影响深刻,影响长远。那是中国经济,也是世界经济的转折点。在对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带来始料不及的同时,也使中国经济转型的步伐加快。
“低成本优势”一直是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的有力武器,但在不经意间中国经济已进入“高成本时代”。
第一,劳动力成本提高了。2008年至今,广东省一类城市(广州)的最低工资标准从860元/月提升至1895元/月,上涨幅度达1.2倍。而东莞、佛山等二类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也从770元/月逐年上调到1510元/月。
第二,企业的社会成本提高了。企业作为社会公民、“企业公民”,它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承担越来越多的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公共服务等社会责任,要付更多的社会成本。
第三,原材料成本提高了。中国是资源丰富的国家,但如果按人均算起来,好多指标不尽如人意。
中国经过30年高增长,部分能源几乎消耗殆尽,举个例子,辽宁是产煤大省,煤都抚顺、煤铁之城本溪、煤电之城阜新,但现在辽宁是严重缺煤的省份,已经缺口70%多了。
第四,企业的环境成本提高。原来没有环保法的时候,企业随便排放,没有多少约束。而且过去招商引资门槛比较低,按照“欧标”、“美标”不能生产的项目,我们可以引进来生产。现在不行了,小作坊、小矿山、小煤窑,再随便排放不行了。
第五,土地成本提高了。土地成本不断提升,成为中国经济高成本时代的典型表现。一是土地是稀缺资源,越用越少,既然少,那就肯定“贵”,因为资源的稀缺程度决定其价格;二是国家对土地“管”得越来越严,不容易获取的资源,价格自然就会提高,成本自然就会提升。
6、服务经济超过工业经济
工业经济进入到后期了,接下来是什么经济?清华大学博士后付立春认为,根本的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服务经济。
虽然从总量来看,今年三季度我国第三产业占当季GDP比例为44%,仍然不到一半;不过,第三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和拉动在同期已经达到58.9%,6.9%的GDP增速中4.1%是由服务业拉动的。
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从2010年四季度的不足4成,上升到如今的接近6成。从宏观角度不难看出,服务经济已经日益成为发展的大方向。
后一种定义的服务经济也在中国大地如火如荼地发展着。“互联网+”的国家战略正是产业服务化的最好例子。因为互联网、TMT本身就是服务业。
代表中国经济活力与发展方向的已经不再是钢铁、汽车等制造业,而是以BAT为代表的互联网服务企业,在传统制造业苦于融资困难之时,初创型的互联网服务业却在畅享资本盛宴。
实际上,不少领先的工业企业正在服务化转型,比如年销售额近3000亿元的华为,一般会被归为制造业,实际上华为自身定位是“作为全球领先的信息与通信解决方案供应商,为电信运营商、企业和消费者等提供有竞争力的端到端ICT解决方案和服务”,它所提供的产品不仅仅局限于通信设备,而是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和相关服务,硬件设备只是服务的载体。
在国民经济统计中,华为一般归为制造业。从这个意义上,服务的重要性在宏观数据中显著低估。
服务经济对就业拉动作用更加显著,能消化制造业增速减缓所溢出的劳动力。据测算每投资100万元,重工业可以提供400个就业岗位,轻工业为700个,服务业是1000个。
而且互联网更能放大对就业促进作用,据中央新闻报道阿里和淘宝直接或间接为1200万人提供了就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报告指出,我国网络创业就业已累计制造岗位超过1000万个,并有力缓解了近几年的就业压力。
服务经济时代,经济增长引擎能由投资切换为消费。服务业的轻资产特性使得投资对服务业产能的拉动十分有限,而提供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通过消费端的刺激才能拉动经济增长。
7、区域融合渐成潮流
虽然行政区划限制、画地为牢、地方保护主义等区域分割现象仍然存在,有的地方还很突出,但区域融合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势渐成潮流。新一届中央领导正在着力推动的“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就是明证。
此外还有黑龙江的哈大齐经济区、吉林的长吉图经济区、辽宁的沈阳经济圈和“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环渤海地区、河北的环首都绿色经济圈、山西的太原城市群、山东的半岛城市群和黄河三角洲、长三角、安徽的皖江经济带、浙江的环杭州湾经济区、福建和浙江的海西经济区、江西的昌九经济走廊、广东的珠三角、广西的北部湾经济区、湖南的长株潭城市群、湖北的武汉城市圈、河南的中原经济带、新疆的乌昌一体化等。这些区域之间的产业合作和产业转移越来越多,人口的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环境治理的联防联控也越来越多,交通通讯的联接也越来越加强。
8、“人才红利”正逐步取代“人口红利”
经济增长与一个国家的劳动人口增长密切相关,过去几十年里,中国的关键比较优势之一就是廉价劳动力,众多的研究者都认为人口红利在中国过去几十年的超常增长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但30年过去,随着中国的人口不断的老龄化,中国正在失去这一最大的优势,劳动力人口的数量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上半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同比仅增长0.1%,几近停滞。
面对挑战,尽管不少电子企业已经开始向机器人生产转型,但建筑、服务等行业的大量用工需求无法用机器人替代。
随着劳动力供不应求时代的来临,企业人力成本的上升趋势已不可逆转。随着老龄化加速,接近2.8亿的农民工总量增速已持续四年下滑,并呈现高龄化趋势。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内涵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由过去粗放式的增长转向集约式的增长。在理顺农民工落户城市的道路后,在培训技术配套上也要大量投入,工作效率的提升也将是未来红利释放的重要突破点。
无数的例子证明,人到了城市就会变得聪明,善于学习,并不断增加对自身的人力资本投入,这会大幅提升有效劳动时间和劳动生产率。
根据教育部预计,到2020年时中国新增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将从目前的12.4年提高至13.5年,而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则从9.5年提高至11.2年。
假设教育回报率回落至相对保守的6%,那么,教育水平提升带来的劳动效率提高将导致中国的劳动投入在原来的基础上再平均每年增长1%。
9、绿色低碳发展日益强化
改革开放前期,我们将主要精力放在促进经济增长上,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二十多年后,资源环境的约束不断加大,故自“十一五”开始我们将资源环境指标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规划。
特别是“十二五”时期雾霾问题日益突出,我们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颁布了最严格的环境保护法,提出了大气污染、水污染行动计划等,并向国际社会承诺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
可以说,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中国的新潮流。初步估算,“十三五”时期主要污染物排放的叠加总量可能达到峰值。
2015年1—9月份,单位GDP的能耗同比下降了5.7%,2014年这个数字是4.8%。也就是说,随着制造业和第三产业占国民经济中比重的变化,单位GDP的能源消耗在不断下降。通俗地讲,“经济黑色的部分在退,绿色的部分在加强”。
对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绿色经济显然是非常必要的重大选择。此次将绿色发展作为五中全会五大坚持之一,绿色低碳已经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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